《隋書》：無著錄 《舊唐書》：《符瑞圖》十卷，顧野王撰。
《新唐書》：顧野王《符瑞圖》十卷
《宋史》：顧野王《符瑞圖》二卷
《太平御覽》：《符瑞圖》《顧野王瑞應圖》
《路史》：《玉符瑞圖》
1、作為畫家的顧野王
长而遍观经史，精记嘿识，天文地理、蓍龟占候、虫篆奇字，无所不通
野王又好丹靑，善圖寫，王於東府起齋，乃令野王畫古賢，命王褒書贊，時人稱爲二絕。
《陳書》卷三十《顧野王傳》
宋朝謝希逸、陳朝顧野王之流，當時能畫，評品不載，詳之近古，遺脱至多。
《歷代名畫記》
作為南朝繪畫高手的顧野王所作的《符瑞圖》，無論是從作者的在士人中的聲譽，還是從操作的便利性考慮，《符瑞圖》的畫作絕不可能假手於旁人，而只可能是作者本人親筆。換言之：若確認P.2386的原作者為顧野王，就要考慮殘卷中的畫作是從顧野王親筆原作摹繪而來。
2、《符瑞圖》的基本性質是繪畫作品，屬“祕畫珍圖”，其書籍屬性是第二位的。
張彦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三《述古之祕畫珍圖》，將入《符瑞圖》列入97種“祕畫珍圖”當中：
古之祕畫珍圖固多，散逸人間，不得見之，今粗舉領袖，則有《龍魚河圖》、《六甲隱形圖》、《五帝鈎命決圖》、《孝經祕圖》、《孝經左契圖》……《祥瑞圖》十卷，起天有黃道，失撰者、《符瑞圖》十卷，行日月楊（廷）光，并集孫氏，熊氏圖……右略舉其大綱，凡九十有七，尚未盡載。
《玉海》卷二百《祥瑞•陳符瑞圖》是關於《符瑞圖》最直接也是最詳盡的記載：
《符瑞圖》二卷，陳顧野王撰。初世傳《瑞應圖》一篇，云周公所制。魏晉閒，孫氏、熊氏合之爲三篇，所載叢舛。野王去其重複。益采圖緯。起三代，止梁武帝大同中，凡四百八十二目，時有援据以爲注釋。
《法書要錄》卷二載梁庾元威《論書表》：
宗炳又造畫《瑞應圖》，千古卓絕，王元長頗加增定，乃有虞舜獬豸，周穆狻猊，漢武神鳳，衛君舞鶴，五城，九井，螺杯，魚硯，金滕，玉英，玄圭朱草等，凡二百一十物。餘徑取其善草嘉禾、靈禽瑞獸、樓臺器服可為玩對者，盈縮其形狀，參詳其動植，制一部焉。此乃青出於藍，而實世中未有。
3、在顧野王《符瑞圖》之前，所謂《古瑞應圖》，圖像和文字很可能是分離的。《符瑞圖》將圖文合一，成為圖譜或圖典。而P.2683中所謂“舊圖不載”指的不是文字內容，而是指原圖闕如或佚失。顧野王《符瑞圖》的大貢獻，在於把圖文結合到了一起，形成了“圖錄式”圖典。
所謂“舊圖不載”所有三處標有“舊圖不載”的事目上方都有相應的配圖。
所謂“舊圖不載”，指的不是文字內容，而是指舊《符瑞圖》中文字相對應的圖像已闕如或佚失，而由新圖像所補益。
《隋書》卷三十四《經籍志》
《瑞應圖》三卷。
《瑞圖讚》二卷。
梁有孫柔之《瑞應圖記》、《孫氏瑞應圖贊》各三卷，亡。”
——圖與贊、記的分離
在此，筆者提出這樣一種可能，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書寫載體經歷了從竹簡帛書向紙張的過渡。木簡和竹簡適合於文字的書寫，卻不適合圖畫的創作，因此，早期的畫作均畫在布帛之上，但具體到瑞應圖讖的詳細解釋，又需要書寫眾多的文字進行說明，因布帛書寫成本的昂貴，只能書寫在簡牘之上。因此，早期的《瑞應圖》，圖像和文字很可能是分離的，並行於世。在輾轉流傳的過程中，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佚失。
東晉南朝時期，隨著紙張大量普及，瑞應著述大量出現，因撰述者不具備繪畫能力，能夠有條件把圖文結合在一起的撰述者鳳毛麟角。《孫氏瑞應圖》和《熊失瑞應圖》也都是有書無圖。顧野王的大貢獻，是把圖文結合起來，形成中古時期一部極具特色的瑞物圖典。
圖錄風格”
“圖像的設計都相當有規則，一整幅構圖由若干單元組成，每一單元包含一個圖像和一段相應榜題。每個形象都相當規範化而且自成一體，缺乏任何背景和環境表現。我們可以把這種形式稱作為‘圖錄式’的設計，其在古今中外的動植物圖典中屢見不鮮。”
‘圖錄風格’的作品總是由多個單元組成，也總是包括圖像和解說的榜題。每個單元各自獨立，因此設計者可以隨心所欲地根據需要刪減或添加某些單元，增大或縮小作品的規模。
长而遍观经史，精记嘿识，天文地理、蓍龟占候、虫篆奇字，无所不通
作為一部實用性很強的瑞物圖典，顧野王所編纂《符瑞圖》在中古文化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，其流佈傳播的範圍不僅局限限於江南一隅，而遠播東亞隅與西域；其時間範圍也不限於南朝，而是在隋唐乃至宋初的數百年間被反復徵引。
孫猛《日本國見在書目詳考》：
此書七世紀即已傳入日本。
日本奈良初期已流傳於貴族之間，並為朝廷所用。
最遲於延曆四年（785年），《符瑞圖》與《孫氏瑞應圖》成為日本官方正式引勘用圖書，對日本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賀世哲先生提出了一種假說：顧野王撰《符瑞圖》10卷，止于梁大同（535— 545年）中。十餘年後，即承聖三年（554年）十二月，西魏名將于謹領兵滅梁，俘梁元帝蕭繹，占江陵（今湖北江陵，梁元帝都此），“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，梁銅晷表，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；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，分嘗三軍，驅歸長安。”又據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一《敘畫之興廢》記載: “元帝將降，乃聚名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卷，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。帝欲投火俱焚， 宮嬪牽衣得免… … 于謹等於煨燼之中，收其書畫四千餘軸，歸於長安。”其中也許就有顧野王撰《符瑞圖》。大約公元565— 576年于謹之子于義出任瓜州刺史，並在莫高窟開一大窟，即今編號第428窟。其間于義部下書手有可能抄錄顧野王撰《符瑞圖》，並帶到敦煌地區而流傳。
補充論證
其一、《符瑞圖》係“祕畫珍圖”，屬於“名畫法書”類的典籍，有可能在梁末進入了皇家圖書的收藏範圍。
顧野王自梁大同四年（538年）入仕之始，即為顯宦，與梁宗王發生了密切聯繫，其所撰《符瑞圖》有可能被梁皇家秘閣所收藏。江陵傾覆後，梁元帝所燒毀的圖籍主要是“名畫法書”，而于謹入城後，在殘卷中所揀出的殘卷，也只是“書畫四千餘軸”，《符瑞圖》很可能就包括在其中。
《符瑞圖》不為《隋書•經籍志》所著錄，卻在唐代廣為流佈，反證了此書可能被于義直接攜去敦煌，以致到唐初編纂《隋書》的時候，此書的情況尚不為中央政府所掌握，及至唐盛唐中央恢復對敦煌的控制之後，此書才逐漸回傳至內地。
結語
《符瑞圖》是現存中古時期最早的瑞物圖典，其主要特征是“祕畫珍圖”，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文字類典籍，畫作母本原出顧野王親筆，其傳播和影響東至日本，西至敦煌，是中古文化傳播的一個生動實例。通過P.2682敦煌残卷中摹繪，我們可以清晰地直觀地感受顧野王的畫作的風采和神韻。